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作风建设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构建起具有时代特征和政治意涵的作风建设话语体系。这一创新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为根基，通过系统性重构话语内涵、实践性回应现实问题、战略性强化治理效能，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智慧。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话语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既继承党的历史上形成的作风建设核心话语，又围绕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抓”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为丰富发展党的作风建设话语体系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关于新时代党的作风“是什么”的话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着重从根本上思考党的作风的内在规定性，对党的作风的本质和核心等关键问题进行创新性回答。首先，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性和作风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形成的党内话语，将二者结合起来论述，特别是从党性的本质规定性上来认识党风，是新时代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该话语将作风与党性的辩证关系纳入政治哲学分析范畴，突破了传统作风建设聚焦行为规范的局限，实现了从表象演绎向本质揭示的范式转换。这一认识路径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把握党的作风的深刻洞察，体现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系统思维，体现了新时代作风建设话语的集成创新。其次，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群关系问题。在党的作风建设史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以“三大作风”之一构成党的作风传统话语，足见其在党的作风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其上升到作风问题的核心来认识，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作风建设话语中的贯彻，也明确了党的作风话语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

关于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为什么”的话语创新。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为什么”关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也决定着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的价值导向。一是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因素，“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党的作风之所以关系人心向背，在于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群关系，党的作风如果出现问题，必然导致党群关系出现问题，最终威胁党的执政根基。二是党的作风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党的作风对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决定性意义，这是对党的作风前所未有的价值定位。这主要是从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难关和挑战，特别是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来认识的，“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体现了新时代作风建设鲜明的问题导向。

关于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怎么抓”的话语创新。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走过十余年的历程，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起步，到今年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怎么抓”的完整思路和举措，突出表现为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常态长效等。党在这些作风建设创新举措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作风建设的实践话语，诸如“四风”“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抓常、抓细、抓长”“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这些话语突破了传统“运动式整顿”的周期性局限，确立了常态化的治理逻辑，体现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标本兼治”的鲜明特色。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的实践维度

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作风建设话语创新有着丰厚的实践沃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引领党的作风持续向好的过程中，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历史方位转变，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风话语创新实践路径。

问题导向的话语创新路径。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从抓作风开局起步，针对的就是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鲜明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方法路径。“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也是党在作风建设话语体系中首次将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概括为“四风”。中国共产党针对“四风”问题，在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的过程中构建起“靶向治疗”的“四风”治理话语框架。一是精准识别话语，通过推进监督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定期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等，实时动态把握“四风”发展新态势，从纠治“顽瘴痼疾”到严防“隐形变异”，话语更新的背后反映的是纠治“四风”的发展进程和识别重点。二是分类治理话语，通过实施类案分析的话语策略，制定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门作风话语，如对“文山会海”等显性问题采取“基层减负”刚性措施，对“为官不为”等隐性问题实施激励约束容错并行举措。三是效果评估话语，引入“作风建设满意度”评估和民意调查，建构“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成效反馈”的闭环系统，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逻辑，形成“满意度”“舒适度”等作风成效的人民表达。

制度话语的法治化转型。新时代作风建设话语创新突出表现为“制度治党”话语的体系化建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体现了作风建设的法治化转型，在话语上则表现为作风话语与法规话语的融合。首先，作风建设规范层级提升。中央八项规定是新时代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成为作风建设话语法治化的开端，之后党中央将作风建设要求纳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以高规格、标准化的法规话语彰显作风建设的严肃性、规范性。其次，操作标准细化。党中央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并根据作风问题新变种不断修订完善实施细则，出台相关配套法规制度，实现党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化，构建完整的作风制度话语体系。最后，监督话语创新。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将“巡视”升格为“政治体检”，通过重构监督理念、革新表达方式、创新制度载体而形成的系统性话语变革，其本质是将政治监督的实践逻辑转化为具有解释力、传播力和约束力的话语系统，体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智慧。

文化治理的话语重塑。新时代作风建设话语创新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的作风建设因子，构建起具有文化认同的作风话语体系。文化治理以重构政治价值观为核心，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转型，如将“修齐治平”的士大夫精神升华为“我将无我”的公仆意识，通过“苏区干部好作风”“焦裕禄精神”等历史符号强化集体记忆。文化治理最终指向政治生态的系统优化，通过“清淤”与“涵养”并举，既坚决破除“码头文化”“圈子文化”等文化沉疴，又培育“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新型政治文化。党的作风建设文化治理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文化自觉，通过价值引领、知识建构与话语塑造的有机统一，实现从“制度治党”向“文化强党”的跃升。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的世界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其新时代作风建设话语创新有着宽广的世界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以开放的胸怀积极推进政党外交。在党际交往中，党的作风建设的世界视野不断强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作风建设话语，从话语层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

对世界政党治理理论的突破。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作风建设话语体系，在政党治理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径和效能机制三个维度实现重大理论突破，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全新范式。首先，在价值维度破解“政党异化”理论困境。西方政党理论深陷“选举工具论”窠臼，无法超越资本主导的政党利益局限。中国共产党提出自我革命理论，将作风建设定位为保持政党本质属性的战略举措。通过创新作风建设话语，不断将政党伦理建设纳入治理核心实践，为政党政治注入自我革新的内在价值，突破西方政党外部制衡的单一逻辑。其次，在实践维度超越“制度万能”路径依赖。针对西方政党治理过度依赖制度约束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将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融入作风治理，推动制度治理向文化治理进阶，发挥优秀文化的“润滑剂”作用，实现风化俗成，有效提升制度执行力。最后，在效能维度重构政党治理评价体系。中国共产党突破西方“选举周期率”评价框架，将人民群众满不满意引入党的作风评价，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作风评估话语。这种政绩观上的长期主义克服了选举政治下短期行为困境，要求党的作风建设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作为重要任务，实现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启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话语创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为根基，通过重构政党治理的价值坐标、实践逻辑与文明范式，为人类破解政治文明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第一，在价值论方面重塑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中把群众观点贯穿始终，将党群关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话语。中国实践证明，政治文明的现代性不应消解价值理性，而需构建使命驱动的伦理体系。第二，在方法论方面开辟制度与文化交融路径。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作风话语融合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二者双向发力共同培育政治文化自觉。数字技术的嵌入则更具革命性，监督信息平台、大数据反腐等技术治理使预防式治理成为可能，这种技术赋能的政治文明升级路径或引领人类政治文明走向新高度。第三，在文明观重构方面确立多样性发展范式。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通过“两个结合”将传统政治智慧创造性转化，使历史传统与现代治理有机衔接。这种文明演进模式为文明古国现代化提供了非西方范本。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时代化成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继续深化作风建设话语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话语支撑，“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唯有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定力，方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杨颖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