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和保矿运动的发生，促进了晋城人民的觉醒。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煤铁产业的发展，晋城的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影响下，晋城相继出现了学生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中共一至四大的召开及山西党组织的建立，直接导致了晋城党组织的诞生。1926年月4月，晋城获泽中学共产党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晋城生根开花，成为本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第一节　近代晋城政治社会状况

　　一、近代晋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国共产党晋城市组织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晋城市党组织的建立，翻开了晋城历史发展崭新的一页。这是晋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近代晋城人民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城市古称泽州，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北接长治，西连临汾、运城，东南与河南省辉县、济源相交，境界轮廓很像一个横卧的鸡卵，大头朝西，小头朝东。境内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交汇，沁河、丹河二水纵流，是太焦、侯月铁路及太洛公路、晋焦、晋长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是晋豫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向南出入中原大地的交通要道，有着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解放后，晋城先属长治地区、晋东南地区管辖，1985年5月后改为省辖地级市。辖泽州县、高平市、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和城区六个县市区，管辖范围与古泽州版图基本一致。

　　晋城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自古就有女娲补天、神农播谷、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舜耕历山渔于获泽等神话色彩浓厚的传说。先后发现的沁水下川、陵川塔水河、泽州高都等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证明这里早在数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过奴隶社会而步入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晋城劳动人民创造了悠久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晋城市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向以“煤铁之乡”、“丝绸之邦”著称，煤炭生产在宋元时就很兴盛。全市无烟煤储量占全国四分之一，铁矿储量多，品位高，埋藏浅，易开采，炼铁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隋唐时当地生产的丝绸被列为皇家贡品。到了明清，晋城的手工业产品不仅名扬全国，有些还销往欧亚。晋城生产的“兰花炭”成为英国皇室的壁炉专用炭。品种繁多的铁制品，诸如铁锅、犁镜、锄镰、铁钉、钢针等销往全国各地，有的还销往东南亚。然而，由于封建制度不断走向腐朽和没落，这些丰富的资源和优良的手工业产品，并没有给晋城人民带来多少实惠，广大劳动人民始终未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晋城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和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胁迫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逐步成为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则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晋城人民革命斗争的发生也就势所必然。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朝政府的腐败，使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引起晋城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入洋货，破坏了晋城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州县衙门把战争赔款转嫁给老百姓，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生铁和铁制品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晋城的手工业又受到很大冲击，加上清政府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晋城制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在欧洲的商品尚未侵入之前，有几亿的人是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的钢针供应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并远销中亚一带。”欧洲商品侵入后，晋城的制铁业从此一蹶不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奋起反抗。晋城农民聚众抗粮、持械戕官的斗争连续不断，给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以极大的震动。阳城兴起的“张斗光反清”、“闹盐粮”起义，高平发动的“干草会”起义，陵川掀起的反对“斗捐煤厘”等农民起义，以及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斗争从未间断过。虽然各地农民抗捐抗租的斗争绵亘不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规模较小。上述斗争都一次次地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在晋城蓬勃兴起，其活动范围广、声势大、反对帝国主义旗帜鲜明，前所未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对我国政治、经济侵入的同时，也加紧了思想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人数越来越多，法国、荷兰等国的天主教士也纷纷来到偏僻的晋城“自由传教”，他们发展教徒，兴建教堂，庇护不法教民，一些劣绅、地痞流氓加入天主教后也披着宗教外衣，凭借洋人的势力，干涉诉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官府为虎作伥，肆意纵容，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外国传教士支持的教会与晋城人民形成尖锐的矛盾。“民”、“教”之间的争执日趋频繁。

　　1900年夏天，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活动波及晋城，高平、凤台（晋城）等地群众纷纷加入义和团，开始设坛练拳，传播教义。接着阳城、陵川、沁水也相继成立了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员以农民占大多数，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形成了全市规模的反帝、反侵略、反教会的爱国斗争。太原义和团“西辕门灭洋”的消息传到晋城后，各县义和团就开始焚烧教堂，袭击教士。凤台县李寨的义和团300多人，到安阎庄杀了天主教恶教徒多人。大箕的义和团数百人焚烧了土门、北山底的天主教堂，杀了恶教徒多人。城关、高都、周村等地的义和团也都扒了教堂。陵川县义和团手执大刀长矛，杀了东尧村的神父，焚烧了教堂。高平义和团千余人在首领唐胜率领下，夜间高举火把，手执大刀、长矛包围了果则沟天主教堂，搜寻神甫开荣司铎不见，最后杀死教徒多人，焚烧了教堂。第二天，高平义和团又焚烧了龙渠、庞村、宰李等村的教堂，杀死恶教徒多人。

　　阳城石臼村农民崔文鼎在高平亲眼目睹了高平义和团的斗争，回村向群众宣传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主张，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和团，团首张喜。邻村窑圪坨也成立了义和团，团首王崔古。两村相互声援，声势很大。石臼村恶教徒关水旺向义和团挑衅，被打死。阳城知县叶廷桢得到报告，命典史郑道湜和城守营长宋富贵带45名官兵前往剿捕，石臼村和窑圪坨村的义和团得到消息，鸣金聚众，出村迎敌，团众斗志昂扬，喊声振天，吓得官兵落荒而逃。郑道湜及14名官兵被活捉，然后处死。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的利益，他们一面威逼清政府加紧镇压，一面直接出兵干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于逃跑途中在山西崞县发布“剿匪”上谕，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义和团。慈禧把山西巡抚革职，接着泽州知府陶家驺、高平知县于岱霖也被革职，统治者的反动立场昭然若揭。

　　新任泽州知府下令镇压义和团，泽州守将率官兵开赴阳城，包围了石臼村。由于义和团首领思想麻痹，发现官兵进村，才仓促应战。团民个个奋不顾身，誓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前来支援的窑圪坨义和团也被官兵杀散，团首王崔古受伤被俘。接着，凤台、高平、陵川、沁水的义和团也先后遭到残酷镇压，团首被立即处死。当局还将有的团首活活钉在城墙上痛饿而死，团民则被押到泽州府，杀头示众。高平知县为在洋人面前讨好，强令老百姓捐款修复被义和团烧毁的教堂，厚葬被杀死的恶教徒，高平百姓义愤填膺。举人郭士基基于道义，带领高平百姓进行反洋教和抗捐斗争，遭到山西巡抚岑春煊的镇压，郭士基被杀。他在就义前写下一条对联：“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母！背天理，灭人伦，把光天化日造成黑暗乾坤，终必被天诛天讨，天才有眼！那些地方官，都是地龟地鳖！剥地皮，掘地财，将圣地名区变为阴霾牢狱，还要加地丁地税，地已无皮！”痛斥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互相勾结，残害人民的罪行，表现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

　　晋城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腐朽的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晋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义和团存在许多缺陷。首先是对清政府缺乏认识，因此，在斗争中屡受清廷的欺骗；在组织上表现出农民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弱点，无统一组织和独立作战的能力；义和团内宗教迷信色彩浓厚，“扶清灭洋”的口号，既表现了它敢于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也表现了笼统的排外倾向。

　　义和团运动后，晋城士绅、商人开展回收矿权运动，开始出现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倾向。1897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准许晋丰公司买办官僚刘鹗（江苏丹徒人，《老残游记》作者）自己向外国借款，独自办理盂县、平定、泽州、潞安各属矿务，并与英国福公司订立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有效期60年。1898年，清政府授意，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实际上把山西矿权完全卖给英国福公司，出卖了包括泽州在内的5地采矿权。此举激起包括晋城人民在内的山西各地人民的反对，由此引发了一场保矿运动。全省学、商、绅各界和驻京城的山西籍官员、留日学生，痛斥福公司垄断矿权，申明山西矿产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之权，要求废止福公司办矿合同。历经三年（1905年——1907年）的斗争，终于赎回矿权。1907年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正式成立，1911年山西保晋矿务晋城分公司成立，并在七岭店村开办了晋城首家机器煤矿。这次保矿斗争，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体现了晋城各界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它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在晋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发动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全国为之震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进入高潮。山西同盟会积极响应，10月29日，山西新军在太原发动起义，攻占巡抚衙门，击毙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和新军协统谭振德，太原宣告光复，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被举为都督，从而结束了清朝政府在山西的统治。

　　太原光复后，同盟会员李生裕带领巡防队长孙毓禄到上党地区劝降。李生裕，凤台（晋城）县柳树口北李街村人，为前清秀才，后入优级师范，毕业后在太原政治学校执教，兼任山西省咨议局议员。李生裕到达泽州府后，通过与凤台知县的关系，说服了泽州知府恩联（旗人），泽州府顺利易帜。

　　辛亥革命是中国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王朝的被推翻，宣告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升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终归失败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在山西，革命的成果落在假革命真军阀阎锡山手里。晋城在辛亥革命中和平易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农民这支强大的同盟军没有发动和觉醒。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16页）辛亥革命在晋城农村没有形成大的革命波澜，各县只是实行了表面上的改革，废了泽州府，凤台县改为晋城县，改县衙门为县公署，将农村300户左右编为一个编村，村之下设闾，闾以下设邻，并未触及封建本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被削弱，封建势力依然是盘根错节，晋城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的苦难深渊中。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提出的共和国方案，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要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才能达到民主革命的伟大目标。

　　纵观晋城1840年以来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旧式的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根本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彻底摧毁旧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农民革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历史的重任落在了辛亥革命后逐步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

　　二、近代工业发展与产业工人出现

　　辛亥革命不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冲击了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束缚，而且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创了一个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面。此时，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发奖励实业的法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晋城民族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我国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晋城这座封闭的山城，经济开始出现缓慢的商品化进程。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几年间，新建、扩建煤矿192座，产原煤42万吨。采矿业、冶炼业、铸造业发展很快。晋城的铁货闻名遐迩，销往全国各地，仅从城关到南村一带，就有铸造、打制铁器的炼铁炉1500多盘。诸如铁丝编织、琉璃制造、制革、造纸、雕刻、油漆等私营手工作坊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晋城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晋城的农村经济也慢慢地向商品化发展。官方办起了蚕桑学校、农业学校，教授农民栽桑养蚕和缫丝技术，有的地方将土地大片种植烟叶，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批的原料。再加上农村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出现了一批破产农民，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开办新矿井，煤炭产量迅速增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发动的向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矿权运动中，刺激了士绅、地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1908年，经山西人民的努力，卖给英国福公司的泽州煤矿开采权赎回自办。晋城官僚、绅商自筹资金，发展晋城的煤炭生产。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一批“官办”和商办煤矿，新法开采代替土法生产的情况明显增加。1911年，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泽州分公司成立，在七岭店村开办了晋城首家机器煤矿，接着在城东五里铺建矿生产，开凿元、享、利、贞4立井，占用井田面积1360亩。阳城贾寨村建立井1对，年产煤8000余吨。各煤矿均购买蒸气机，用机械动力绞车提升，采用先进的高落式采煤方式，开机械生产和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先河。马吉森（山西巡抚马右瑶之子）投资1.4万元，在城北侧办山西晋益煤矿公司，平顺县知事郭生裕等人合资在南村开办晋城第二座机器矿井。山西官僚资本家在晋城创办了同记煤矿公司，生产的煤炭销往京、津、沪、武汉等地。据1934年统计，晋城、阳城两县就有大小煤矿319座，煤炭产量达到107万吨。

　　手工作坊向规模较大的工厂转化。鸦片战争后，黄华街、南寨街一度出现了“一街两行，叮叮铛铛”的繁荣景象，规模较小的手工作坊就有百余家。为扩大规模，晋城官僚资本家在黄华街开办了兴顺会商号，采用先进的缫丝技术，生产蚕丝，改手工织机为机械织机，织成“乌绫”，为山西最早的丝织机纺。河南资本家投资，在南寨街创办了德元蛋厂，产品从天津口岸销往海外。黄华街有锤金工厂27家，所以人们俗称黄华街为“皮金街”。黄华街生产的皮金畅销全国各地以及越南、缅甸、印度等邻国，年产量多达5000余张。辛亥革命后，晋城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形成规模。

　　晋城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定的发展，但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近代民族工业并没有摆脱以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小作坊、小工厂多，大工厂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自然经济格局仍然存在。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入侵，晋城暂时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转为萧条。

　　随着近代晋城工业的发展，晋城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成长和壮大起来。

　　首先，官僚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晋城投资开发大煤矿、发展轻工业生产的同时，催生了晋城从来没有过的新生的工人阶级。晋城工人阶级的初始发展状况缺乏系统的统计，虽说工人阶级所占人口比例不一定很大，但由于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因此他们的斗争性最坚决、最彻底。晋城工人阶级诞生后，成为晋城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动力和领导力量。晋城的煤矿工人、锤金工人、制针工人为反抗压迫和剥削，多次发生罢工斗争。五四运动前，晋城的工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罢工次数多，斗争规模大，组织程度高，都是前所未有的。由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表明他们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这种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晋城的传播，晋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五四运动前后晋城社会的主要矛盾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中国政治更加黑暗腐败。他们肆意践踏中华民国确定的共和制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了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在中国，封建专制依旧，卖国媚外依旧，尊孔祭天依旧，封建纲常依旧。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断加紧掠夺的情况下，晋城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晋城的社会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坏，环境使人民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山西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在了阎锡山的手中。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经营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对山西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他为严密控制山西人民，推行用民政治，进行所谓的村制改革，将农村300户左右编为一个编村，编村之下25户设一闾，闾以下5户设一邻，分级设村长（村副）、闾长、邻长。编村村长、村副由选举产生，但规定村长必须有3000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必须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才能当选。其实质就是把村政大权交给封建地主、富农去掌握，将广大农村控制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

　　晋城在辛亥革命中和平易帜，革命党人没有到农村发动广大农民这个反封建的主力军，民主共和的思想在农村没有深入人心，农村中封建统治的根基没有动摇，封建势力依旧在农村盘根错节，仍然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劳动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农村中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在封建制度下，农业是晋城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占主导地位，但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并且是良田沃野，广大贫苦农民只占有极少数土地，多属贫瘠的山地，其中许多农民根本没有土地，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地主阶级为了聚敛财富，靠租佃制，贪婪地对农民进行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五四运动前，晋城县有人口26万，有土地90余万亩，占人口12%的地主富农占有37%以上的耕地，占人口46%的贫农只占全部耕地的21%，许多农民一年下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农村中流传着“放下镰刀就无米，终年劳动饿肚皮”的民谣，是广大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遇上灾荒年，地主阶级的高利贷盘剥更是名目繁多。农民常常寅吃卯粮，当年借贷下年加倍偿还；出门三声炮，即当日借八当十算利；回头一圪照，即每日利息一分；鸡鸣利，即借后第三天鸡鸣时交利，如鸡鸣后未还，加倍交利。再加上阎锡山加重田赋、徭役的剥削，造成广大农民极度贫困，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

　　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向市场推销商品、收购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极力垄断物价，操纵市场。官僚买办向市场输入洋铁，使晋城的炼铁和铸造业受到很大冲击，有许多小冶炼业、铸造业、煤矿被迫关闭，使大批工厂工人和煤矿工人失业。在商品经营中，当地官商与买办资本家相勾结，欺行霸市，仅光华兴一家就占县城营业市场的70%，并廉价收购土特产品和铁货，严重影响晋城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工厂和作坊，资本家随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工人没有人身自由，很难维持自己的生活。当时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个小时，甚至长达16个小时，而工资仅一角二分，只能买小米三升。不仅如此，许多工厂作坊还兼营生活用品，价格高于市场，而且缺斤短两、尺寸不够，质量低劣，强迫工人购买，变相克扣工人工资。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家有少年郎，莫入老君行，吃米只八合，吃面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的顺口溜。

　　残酷的剥削压迫，迫使农民起来反抗。阎锡山在山西执政之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从未放松过，晋城农民的反抗斗争绵延不断。阎锡山为了维护和巩固他的统治，对农民革命斗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1911年，高平贫苦农民发动了“干草会”运动。“干草会”是高平农民的自发组织。他们手持木棍，随带干草，黑夜行路，点燃干草火把，所以称为“干草会”。武昌起义和太原起义后，高平县、长治县的“干草会”会众用鸡毛附传信，沿途接力传送，号召会众动员起来，要求免粮免税。1911年，高平县知县朱士俊和豪绅经过密谋策划，将学堂费添加在田赋中，让广大农民承担。水沟村农民郑春发、南关村农民姬小六、大关山秀才张素德、城关拔贡吴丕烈和典史席允路、刑房宋炳文等人对此深为不满，发动群众，组织起了“干草会”，进行反抗。

　　自愿参加“干草会”的数千群众，携带棍棒，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聚集在县城东关的下庙河。知县朱士俊命巡警严密防守高平县城。郑春发、姬小六等首领率众焚毁城门，攻入城内，与巡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警务长张蓝抵挡不住，夺路逃走。“干草会”的队伍攻入县衙，朱士俊吓得战战兢兢，答应“干草会”的各项要求，慌忙贴出免粮免税的告示。“干草会”的队伍点燃干草火把，将城内的土豪劣绅全部抄家。半个月时间，全县共抄家40多户。后来石宽文任高平知事，地主豪绅便向县里、省里控告“干草会”。1913年夏，阎锡山命令潞安镇守使杨沛林予以镇压，凡是各乡被认为是“干草会”头领的人，多被逮捕，施以酷刑，有的被罚款，有的被杀头。起义首领姬小六等五六人被枭首示众。同时，对被烧毁房屋的豪绅地主，予以赔偿，按人口每人出粮5石，摊给广大农民，从而助长了地主阶级的凶焰，暴露出阎锡山假革命的真面目。

　　与此同时，陵川农民发动反对“斗捐煤厘”斗争。1913年，豫北饥民进入陵川，相继捣毁了平城、冶头等地的盐店和当铺。陵川知事张赓麟为了防范和镇压饥民起义，加紧扩充警察，并将经费开支强加在全县人民头上。一是粮食交易的“斗捐”由原来的10文增加到18文；二是驼煤的牲口每次增收“煤厘”2文，并在各交通路口设立专征煤厘的厘金局。苛捐杂税激起了陵川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首领程明祥领导陵川农民掀起了反对“斗捐煤厘”的斗争。参加农民斗争的贫苦农民约四千余人，分先锋、后备两队。先锋队约有八百余人，臂上系着红布条，称为“红号人”；后备队约三千人，臂上都系着黄布条，称为“黄号人”。农民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县城，驻扎崇安寺内，以敲钟为号，围城三天，要求官府减免“斗捐煤厘”。知事张赓麟迫于农民群众的威力，终于答应农民的要求。

　　总之，五四运动前晋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赋税繁重，再加上豪绅地主的高利贷盘剥及官府的腐败，大批农民被抛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出路在哪里？许多仁人志士面对社会诸多矛盾，处于彷徨无所措的困境之中。

　　四、五四运动及其对晋城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晋城贫苦农民进行的多次反帝反封建斗争都遭到了失败。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政府，建立了共和国。但是，胜利果实很快被大地主、大军阀袁世凯篡夺。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最后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内部诸派系各霸一方，互争地盘，混战不已，祸国殃民，战乱给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在晋城，由于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工农业生产萧条，社会动荡不安，无数农民破产，城镇的煤炭、炼铁、铸造业和手工作坊纷纷倒闭，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民族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难中奋斗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高潮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和约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美、英、法、日、意5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有陆征祥、顾维钧、施肇荃等五人，代表团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向会议提出了七项条件和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但和会最高会议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的理由加以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并写进《协约与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出卖国家主权。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维护不了自己的主权，反而在这场分赃交易中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了。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无不为之悲愤。蕴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十几所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会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纷纷发表演说，宣读宣言，要求惩办卖国贼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通电巴黎专使坚持拒签和约。会后，学生集队游行示威，游行群众火烧曹汝霖住宅，并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32名学生。为营救被捕同学，5日，各学校代表议决自即日起一律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宣告成立。2.5万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散发传单，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19日，北京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并组织“十人团”上街演讲。自6月3日起，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两天内逮捕了千余名学生。

　　“6·3”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震动，从6月5日起，上海的罢工、罢市、罢课三罢斗争风起云涌。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斗争，罢工工人约7万人，上海商界、学界也举行罢市、罢课。在上海人民“三罢”斗争的影响下，爱国浪潮席卷全国，迅速扩大到22个省的153个城市，从而使由北京点起的反帝爱国之火，燃遍神洲大地，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惊慌，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6月7日，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陆、章的职务，并于6月28日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反帝爱国的浪潮波及到晋城，对晋城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月，该消息传到晋城之后，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晋城获泽中学的学生为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首先罢课。紧接着晋城及各乡村的高级小学也积极响应。学生和青年教师冲出校门，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北洋政府严惩亲日派，释放被捕学生。获泽中学的学生还组织讲演团，在城内及附近农村进行反帝大宣传，呼吁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以爱国为己任，将斗争进行到底，不释放被捕学生，斗争决不罢休。讲演者慷慨陈词，抨击时弊，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听众群情激奋，义愤填膺，一致谴责北洋政府腐败卖国。运动中学生们还进行了抵制日货斗争。获泽中学的学生查封了亨德利、光华兴等商号的全部日货，登记造册，并勒令各商号对东洋货“只出勿进”。许多市民和商人也参加了游行示威行列。官府派警察前来阻挠，不准学生上街游行，强迫学生回校上课，学生们同警察进行了斗争。获泽中学的罢课斗争持续了70多天，一直到北洋政府罢免卖国贼，拒签和约，才开始恢复上课。

　　与此同时，沁水县在太原上学的常焕文、赵培玉、张希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返回家乡，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中界村知识分子张弘舸还写了《告沁水同胞书》，号召全县同胞行动起来，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和约，以雪国耻，“南北政府统一，以弥国乱”。另外，高平在太原、长治读书的学生也在县城、三甲等村镇进行了反帝爱国讲演，痛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学生，号召群众抵制日货，并联合商会公馆，搭台唱戏，演出《亡国痛》、《孔雀东南飞》等剧目，启发广大农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认清北洋政府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对外卖国投降的卑鄙行径。

　　这一运动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最初是青年学生首当其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站在了斗争最前列。之后又由学生运动逐步发展到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市民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在各县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时，沿途知识分子、市民都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各乡农民听了学生的宣传后，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无不义愤填膺，也积极投入到了这一反帝爱国的洪流之中，使运动进一步掀起了高潮。这充分表现了晋城人民的爱国热忱和他们不顾晋城当局的威胁利诱，不达救国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立场。

　　总之，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晋城这个偏僻的山城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它有力地促进了晋城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晋城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至此，晋城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相呼应，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第二节　晋城党组织的建立 

　　一、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传播，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锤炼，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落后日益不满，强烈地追求新思想，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北方邻国传来的隆隆炮声更使他们深受启示。俄国工人农民在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把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给他们指明了未来的道路。其次，晋城的广大农民和工人，为挣脱身上的锁链，在近代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有进步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行动，这就是指导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再次是具备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条件。五四运动后，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探索改造社会的需要，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刊物。五四运动前只有《新青年》等少数几种，五四运动后，新期刊、新思想、新思潮骤然增至400多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俄国情况和宣传社会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与此同时，一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纷纷建立。如晋城在外地上学的热血青年常文郁、赵树理、王春、时逸之、常子善等在寒假返乡期间，在东常村成立了“晋山研究社”和“农民讲习所”等团体，学习、研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发动晋城县南部的有志知识青年参加，一起座谈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随着十月革命胜利，使他们逐渐明确，中国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道路。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由无政府主义者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五四运动后，获泽中学掀起新文化运动高潮。获泽中学的青年学生们，经过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锻炼，思想非常活跃，强烈地追求新文化、新思潮。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勇敢地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抨击孔孟之道，并提出“要把获泽中学从孔孟传统教育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要求学校增设数学、体育等新课程。进步教师郝春泰在这次斗争中冲锋在前，勇敢地摒弃陈腐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方法的新探索。在语文教学中摆脱受八股禁锢的框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让学生自拟题目写白话文章。十五班学生郭实甫写的《失业的煤矿工人》一文，入情入理，很受郝的赞赏，并把这篇文章贴在堂上。学校的一位英语教员自告奋勇兼任体育课，教学生们学习打网球、打篮球，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他还倡导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担负起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重任。此时，学校藏书中增加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图书和外国翻译小说，也有的是由一些社会团体邮寄到获泽中学的。同时，由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开办的书店，经销各种进步书刊，城内的三宜书店、太和堂书店也公开出售《中学生》、《小说月报》、《独秀文选》、《呐喊》、《狂人日记》等进步书刊，成为获泽中学、崇实中学学生们的抢手书，使晋城青年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思想更加活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话题。这些刊物在晋城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发挥了社会主义启蒙教育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晋城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受晋城在北京、太原等地上学的青年学生影响极大。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领导。此时，晋城一批热血青年学生考入北京、太原等地的学校上学。在校期间，他们参加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开始了从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周玉麟、陈立志、成乃身和张绳祖。他们在1923年和1924年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是晋城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种的播种者，是晋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联系的桥梁。每年返乡期间都在晋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把获泽中学作为他们在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他们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政治周刊》等进步书刊带回晋城，在获泽中学学生中广泛传阅，后又在崇实中学和煤矿工人、锤金工人中传阅。这些晋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晋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起到重大的作用。

　　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晋城形成了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骨干队伍。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到获泽中学、崇实中学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这批骨干队伍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24年底成立了晋城学生联合会。学联成立后，首先领导和发动了驱逐获泽中学顽固校长祁鲁斋的学潮。学生会清查了学校的帐目，查出校长贪污办学经费的事实，派代表到县府告状，坚决要求撤换中饱私囊的校长。在学生们义正词严的强烈要求下，县府不得不作出撤换校长的决定。此时，获泽中学实际上已成为晋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心。

　　晋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理论水平一时还不高，还没有摆脱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相结合方面，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传播，为晋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学生运动的兴起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此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从南到北，波及晋城。1925年，晋城学生联合会发动县城各中学和各乡高小，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反贪官、反苛捐杂税斗争的热潮。这次学生运动，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使晋城学生运动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把学潮由学校里扩大到社会上，从关心切身利益的事发展到关心国家的大事，在晋城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影响。

　　晋城获泽中学是在1919年创办的一所官办中学，是由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沁水五县县政府筹资兴办的。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当地的传播，晋城学生联合会的建立，都是以该校为中心，学生会的领导人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学联成立后，驱逐获泽中学顽固校长斗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学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

　　五四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晋城的现状。在封建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晋城人民的生活依旧苦不堪言。晋城当局政治腐败，贪赃枉法，纵容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晋城劣绅姚继虞与县府相勾结，包揽讼诉，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制造了不少冤狱，引起百姓的极度不满。1925年春夏之交，在晋城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和组织下，获泽中学的学生与劣绅姚继虞展开斗争。他们将姚制造冤狱的罪行以传单形式公布于众，并将冤案编成话剧，在城内和乡村演出，充分揭露了官府的腐败与黑暗。这次斗争把姚继虞斗得威风扫地，从此一蹶不振。

　　南村学生联合会为斗倒劣绅马某，他们把马的罪行写成传单到处张贴，揭露其独霸铁业会，胡摊乱派，从中贪污的事实，学生们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查办。县知事迫于众怒，查办了这个劣绅，从他手中终于夺回了铁业会的领导权。学生们的革命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嚣张气焰。

　　晋城早期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充分显示出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部分，他们一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通过获泽中学和南村、犁川等高小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也充分说明学生运动只有和民众紧密结合，“往民间去”，为劳工服务，才能取得胜利。

　　1925年全国暴发的五卅运动把晋城的国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它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特别是在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动。

　　山西党团组织负责人同山西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太原工商学各界代表取得联系，决定采取一致行动，援助沪案。组成太原市民后援会（后改为山西雪耻会），作为反帝运动统一领导机关。6月10日组织了3万余人集会，进行反帝大游行。为了推动全省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还先后派出人员到晋城，支持和发动群众声援五卅反帝运动。

　　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晋城时，晋城各界群情激愤，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极为愤慨，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获泽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时逸之、孔祥祯联络晋城各界，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要求各学校、工厂、商店立刻进行罢课、罢工、罢市。获泽中学及各高小首先一律罢课，在街头组织集会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各学校还组织讲演团，向广大市民介绍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控诉英、日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野蛮暴行。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推动了各界群众起来联合斗争。一些工厂、商店、市民也参加这一斗争行列，举行罢工、罢市斗争。学联还查封了亨德利、光华兴两商店的日货，向群众宣传，号召大家“均不购用日货”。沪案后援会还动员晋城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向上海工人捐款900余元（银元），派专人送往太原沪案后援会。

　　晋城人民声援上海的五卅反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青年学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站在斗争最前线，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抵制日货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了广大市民和商人，在学生们的动员下，为上海工人阶级募集了一大笔捐款。五卅运动后，反封建、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逐步成为晋城学生联合会的主要斗争目标。这次学生运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促进了晋城党组织的建立。

　　三、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及迅速发展

　　五卅运动后，晋城城乡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晋城学生联合会发动的学生运动，逐步由反帝转变为反封建运动，并由城镇向农村发展。学生们组织宣传队、讲演队到农村演戏、讲演，以各种形式控诉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府的腐败，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反贪官、反苛捐杂税斗争。他们在村镇游行示威，捣毁税卡，虽多次遭到晋城当局的镇压，但也不断打击了封建军阀政权的统治，不断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当然早期的学生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这就是没有明确远大的目标，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却进一步使晋城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了建立晋城党组织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其次，从五四运动后开始发展的晋城近代工、矿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阶级剥削和压迫日趋严重，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日渐突出。官僚资本家为攫取更大的利润，随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各种方法变相克扣工人工资。工矿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开始零星自发的举行罢工斗争，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只顾眼前利益，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斗争的形势表明晋城工人运动迫切需要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实现的。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相继召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强调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加强了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准备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再加上山西党组织的建立，这些因素都对晋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冬，在国民革命不断发展，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多次指示党、团员在寒假、暑假期间返回原籍，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晋城在太原、北京等外地上学的周玉麟、陈立志、成乃身、张绳祖等一批热血青年，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趁寒假返乡之机，汇集在获泽中学，秘密酝酿、筹划在晋城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决定立即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

　　周玉麟，字麒书，1906年出生于泽州县巴公镇的一个商贾之家。1923年，他在晋城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不久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青年学会”，与进步同学彭真、王瀛、贺昌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4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阎锡山为了扩充军备，制定了在全省农村征收房税的政策，引起各阶层极度不满。1925年5月，太原党团组织领导并发动了反对政府强征房税的群众运动。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组织太原大中学校学生，手执上书“废除恶税”、“为民请命”黑体大字的小旗，喊着“反对房税”、“反对贪官”等口号，到省议会、省公署门前请愿，并撞开督军府大门，冲入督军府院内。周玉麟率领学生包围了征收房税的具体策划者贾景德（省公署秘书长），杨兆泰（财政厅长）、徐一清（省银行总经理）的公馆，冲入室内将摆设器具砸得粉碎。阎锡山迫于国民军对山西的包围，加上学生斗争的强大威力，不得不答应立即取消房产税，并将办理房税最卖力的朔县和武乡两县知事撤职。反房税斗争取得胜利。事后，周玉麟被称为“小个子恐怖分子”，受到警方严密监视。同年7月，山西党组织派周玉麟、梁其昌去中共北京区委党校学习。为加强党在山西的领导力量，10月，中共北京区委又派在北京区委党校学习的周玉麟、崔锄人到山西组建了中共太原特别支部。12月，北京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崔锄人、王鸿钧、周玉麟为委员。崔锄人任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周玉麟任宣传部长。周玉麟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工人交朋友，向工人朋友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是如何残酷剥削的，并通过阶级分析提高工人的觉悟。在太原省立一中时，他经常到太原、榆次、新绛等地的工厂、学校活动，有时满身油污。1925年底，周玉麟受中共太原地执委派遣，返回晋东南建党。于是他又深入到晋城大德针厂、锤金工厂和煤矿同工人吃住在一起，做工人的知心朋友。他结交了工人积极分子靳澄、田运财，鼓励他们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同资本家作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他多次召集获泽中学进步学生孙思孝、时逸之、陈荣先、张茂甫、王福裕等进行座谈，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给他们带回《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使他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是晋城的早期党员，后来都为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时的获泽中学已成为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据点和开展革命运动的中心。1926年9月，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晋城国民运动高涨。此时，周玉麟回晋东南视察工作。所到之处，他都利用群众集会之机，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和慷慨激昂的言词，控诉军阀政权的黑暗统治，号召城乡人民支援北伐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并秘密在晋城获泽中学、长治省立四师、长治省立四中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他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又因革命的需要，离校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在晋城传播的启蒙者和先驱者，是晋城乃至晋东南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和政治活动家。

　　陈立志，字超然，1904年出生于泽州县山耳东村的一个富商之家，是晋城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政治活动家。他1923年在晋城第一高小毕业后与周玉麟一起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反房税运动中他带领学生撞开督军府大门，冲进省府院内，与同学们一道砸毁为阎锡山筹集军费、增加房税的贾景德、杨兆泰、徐一清的公馆。贾、杨、徐三人齐向阎锡山求救，阎说：“我的衙门都被打了，你们算什么。”五卅运动中，陈立志联络晋城在太原读书的学生，成立了泽州留并学生会，组织讲演队，上街向群众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还上街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26年，为了迎接山西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太原地执委任命陈立志为晋东南特派员，到晋东南地区开展建党工作。他在家乡晋城走乡串户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泽州县北连氏村组织贫苦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在伏堂沟村，他利用社戏之机，登上戏台，向群众讲演，大讲共产党的主张，向群众散发传单，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晋城县当局派警察捉拿陈立志，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通过他的宣传和发动，在晋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并创建了晋城市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和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陈立志在创建和发展中共晋城地方组织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绳祖，晋城城内东门里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京区委工作。1926年他回家休假期间，在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并介绍缝纫工人翟玉山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天津。

　　晋城的首批共产党员多为在外读书的返乡学生所发展。1925年11月，陈立志在巴公村发展晋城获泽中学学生孔祥祯（祥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晋城本土上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其它新党员还有孙思孝（孙新）、时逸之（庚昌）、陈荣先（学文）、王福裕（绰然）、靳澄、田运财、翟玉山等20多人，同时在南马匠翻砂炉发展了一批翻砂工人加入党组织。此时，晋城的共产党员数量明显增加。

　　1926年4月，陈立志根据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展组织，壮大力量”的指示，在晋城获泽中学建立了晋城市第一个党小组——获泽中学小组，组长由陈立志担任，成员有时逸之、陈荣先、王福裕、周绍武、周朝信、董天智、郭成熙、周福镐、郭本善、郭本初、郭景胜、郭纯喜、陈克绍、张世琨、常琨玉等40多人，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接着陈立志又陆续建立了4个党小组。在当时晋城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德造针厂建立中共大德针厂小组，有党员20多人，负责人靳澄、田运财。中共高都垂棘小学小组，为北城片，包括高都、巴公等地，有党员20多人，组长孙思孝。中共南马匠小组，为城南片，包括犁川、冶底、白羊泉河、东沟等地，组长王耿光，党员有郭玉甫、郭玉田、王耀先、王炳光等20多人。中共东常村小组，组长常文郁，党员有司叔光、常新贤、常子善、僧亦儒等20多人。此外，还有零散发展的党员，分别参加附近党小组的活动。

　　在国民革命不断发展，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晋城党组织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晋城人民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晋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组织成立后，晋城革命的面貌从整体上焕然一新。尽管她的力量还很弱小，但终究给灾难深重的晋城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成为晋城人民革命的引路人。

　　1926年5月，根据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立志在获泽中学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晋城市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晋城获泽中学支部，直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支部书记陈立志，组织委员时逸之，宣传委员孙思孝。下设获泽中学、大德针厂、垂棘小学、南马匠和东常村5个党小组，有党员130余人。

　　到1927年初，晋城党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党员数量明显增加。为满足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和适应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新情况，各党小组陆续改建为党支部。其中获泽中学党支部的书记是时逸之，大德针厂党支部的负责人是靳澄、田运财，高都垂棘小学党支部的书记是孙思孝，东常村党支部的书记是常文郁，南马匠党支部的书记是王耿光。1927年1月，经中共北方区委同意，决定成立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陈立志主持下，晋城、长治党组织分别派出代表在获泽中学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四大章程规定，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地执委领导成员。执行委员3名，候补执行委员2名，地执委书记陈立志，执委委员孙思孝、时逸之，候补执委委员陈荣先、王福裕。并设立组织、宣传、工人、青年等工作机构。执委组织委员时逸之，宣传委员孙思孝，工人委员陈荣先，青年委员王福裕。上属中共北方区委（由北平区委改为北方区委）领导。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设8个党支部：获泽中学党支部，大德针厂党支部，高都垂棘小学党支部，南马匠党支部，东常村党支部，以及长治省立四中党支部，长治省立四师党支部，屯留临时党支部等。

　　为了加强对山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太原特别党部，作为山西全省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属太原特别党部领导。直到1927年5月19日党中央才作出建立山西省委的决定，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归属中共山西省委领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不断扩大，晋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地执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

　　四、中共高平特别支部及其外围组织

　　1926年12月8日，在山西大学上学的共产党员袁致和，受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委派，利用寒假之机，回高平县进行建党工作。他在自己的家乡瓦窑头村，联络进步青年，向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向高平群众宣传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意义，号召高平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1月，根据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发展党员的规定，发展小学教师袁凤鸣和李子修加入党组织，接着成立中共高平特别支部。由袁致和任书记，成员有袁凤鸣、李子修，上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袁致和，又名希安，化名杨致和，1904年出生于高平县瓦窑头村。1923年考入长治省立四中，1926年4月由周玉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班。1927年3月，袁致和调太原南城区委工作，高平特支由李子修任书记，张森林任组织委员，袁凤鸣任宣传委员。5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改属省委领导，此时，高平特支有党员6人。

　　1926年底，袁致和回到高平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了充分发挥青年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袁致和联络高平在外地上学的进步青年学生，成立了高平留潞学生联合会，并在县城瑞云观召开近百名学生参加的大会，一致推举袁致和任学生联合会主席，并决定开展驱陈（贪污县长陈乃蓉）倒刘（劣绅刘干臣）运动。

　　为推动高平的国民革命运动，袁致和在发动学生运动的同时，发动农村广大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2月，在瓦窑头村成立了农民协会。袁致和召集袁凤鸣、袁凤歧、袁占魁、张声旺、袁五则、郭文轩等人开会，决定成立高平县瓦窑头农民协会，由张声旺负责农民协会的工作。随后在本村玉皇庙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瓦窑头村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协会成为高平特支的另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中共高平特别支部一建立，就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使高平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节　党组织领导下的初期革命斗争 

　　一、大德针厂工人罢工斗争

　　在国共合作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晋城工农革命运动掀起了高潮。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把工作的侧重点放在发动工农革命运动上。执委成员联合国民党左派，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发动和组织群众响应国民革命北伐，为推翻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开展了积极顽强的革命斗争。

　　1927年1月，在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晋城产业工人在城内财神胡同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晋城县工会，一致推举共产党员靳澄和田运财为工会负责人。会员大部分为大德针厂、锤金厂和煤矿的工人。工会成立后，晋城大德针厂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反对压迫剥削与资本家进行不屈的斗争。

　　晋城大德针厂是由贾景德、樊次枫等官僚资本家集股开办的，由日本宏文学院毕业的祁鲁斋担任厂长。他们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制针技术和管理方法，为追求高额利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该厂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日工资仅一元五角，致使不能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人负债累累；在厂里打骂、体罚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由于生活所迫，1927年春，在厂工会领导下，开始酝酿罢工斗争。他们要求厂方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共产党员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罢工斗争的宣传、发动工作，并组成了以田运财、芦克诚等7人为首的罢工斗争委员会，起草了罢工宣言。工人领袖田运财（河南林县人）以工会的名义，代表全厂工人与经理祁鲁斋交涉：反对厂方无理打骂、体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吃住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结果都遭到厂方无理拒绝。这样，群情激愤的300多名工人就举起大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我们不受剥削”等口号，走上了街头游行示威。祁鲁斋请来晋城县长蔡鸿文到厂里调停。蔡对工人说，现在我们南方的青年也在闹，这都是蔑视国法，对违法者要立即查办。只要你们上了班，所提条件很好解决。面对蔡鸿文的威胁利诱，罢工工人坚决拒绝。软的不行厂方又来硬的，他们关闭了厂里的工人食堂，不给工人饭吃。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就以晋城工会的名义向各界求援，并及时组织力量给罢工工人送食品，鼓舞工人坚持罢工。大德针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晋城各界的支持下，持续了一个多月。资本家最后不得不接受工人的条件，日工资由一元五角增至二元五角，并缩短了工作时间，修葺了食堂，改善了工作条件。党领导的晋城工人第一次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大德针厂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的革命斗志，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工人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晋城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农民协会的成立及农民运动的发动

　　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发动工人运动的同时，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通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组织。

　　早在1926年暑假期间，在长治省立四师上学的进步青年常文郁，就在自己家乡晋城县东常村，同进步青年常子善、常行先，到西常村、冶底村、白洋泉河、犁川等地联络农村知识青年，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为宗旨，组织了晋山研究社。之后又陆续吸收了许多进步学生和常文郁的外县同学，如获泽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时逸之、长治省立四师的进步学生王春、赵树理、王庭珍、曾亦农、陈克绍等。他们在学社阅读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想、新文化，探讨革命理论，畅谈天下大势，不断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觉悟。这年阴历7月15日，常文郁利用常姓家族男女老少上坟祭祖的机会，组织村里群众同不法社首常永法展开了坚决斗争。他们清查社首的帐目，揭露社首贪污捐税、胡乱摊派的事实，使贫苦农民拍手称快。晋山研究社后来改为晋山学社。它的活动在晋城有很大的影响。

　　1926年底，常文郁回家乡度寒假，经时逸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晋城西南部开展革命活动，他又将晋山学社改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动员晋城西南部的青年农民到讲习所听课。听课人数很快达到90多人。讲习所的课程内容主要是讲解北伐战争的形势和南方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解如何发动贫苦农民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以唤醒广大农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性。常文郁、时逸之、王春、赵树理分别在讲习所讲过课。通过讲课，打破了农村封建闭塞的状况，使广大农民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和革命的道理，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晋城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成立了东常村党小组。不久，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常村党支部，常文郁先后担任党小组组长和党支部书记。

    1927年1月，又成立了以常文郁、常子善、常行先为首的农民协会，开展了晋城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次农民运动。这年春节，常文郁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带领常子善、常行先挨家挨户送贺贴，联络本村农民正月十五闹社火。正月十五这天，农民协会组织了“提灯会”游行，他们提着灯笼（寓意当时社会的黑暗），打着大旗，潮水般涌向街头。常文郁带头高呼“反对军阀”、“支持北伐战争”、“迎接北伐军到来”等口号，大造了革命的声势。游行群众集中到村东的文庙内之后，常文郁以说评书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讲解革命军北伐的形势和同封建地主作斗争的道理，启发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与剥削的自觉性。东常村农民协会的活动，影响和带动了全县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有力地震撼了晋城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多，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到晋城西南一片。

　　与此同时，阳城县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的共产党员张季纯（阳城县大树村人）和在太原农校读书的共产党员范月亭（永明，阳城郭峪村人）等人于1926年暑假组建了国民党阳城县党部筹委会，同一些国民党左派在范月亭的家乡郭峪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小组，推举木匠出身的张和尚任组长。农民协会小组成立后，张季纯、范月亭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南方农民运动的情况，动员农民团结起来，开展农民革命运动，抗粮抗税，反对乡里长乱摊捐税，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们提出“年头坏，不还债”这一口号，顶住了地主劣绅收租逼债的恶行。这一举动，触动了农村封建地主的利益，乡绅卫树植到县衙状告张和尚，阳城县当局以鼓动农民暴乱罪，抓捕了张和尚。张季纯、范月亭同几个国民党左派到县衙据理力争，又利用他叔父与县公安局长的同学关系，出面保释了张和尚。为了打击卫树植的嚣张气焰，农民协会又抓住他贪污教育经费的问题，告到县教育科，县教育科在脏证俱全的情况下，只好撤了他的教员职务。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还有共产党员孙思孝（孙新，原晋城县巴公人），1926年夏，从长治省立四中毕业后回到高都高小任教，以教师为掩护，相继建立了高都垂棘小学党小组和党支部，分别任组长和支部书记。他先是推动和帮助了校长王树三举行“庆祝国民革命北伐进军大会”，高都高小的学生和群众数百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孙思孝还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等口号。此后他又到家乡巴公组织成立了巴公农民协会，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农会搜集当地劣绅靳鸿恩的罪行十条，并派出代表到县衙告状，迫使晋城当局责罚了靳鸿恩，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到1927年6月，晋城、高平、阳城等县都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有400余人，参加活动者达1万余人。

　　三、高平特支领导的驱陈倒刘运动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进军神速，节节胜利，军阀政府极度恐慌。停留在绥远的冯玉祥国民军，也在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并占领了甘陕，逼近山西。这时，阎锡山为了抵御北伐军入晋，命各县加紧城防建设。遵阎之令，高平县长陈乃蓉和绅士刘干臣，借防匪名义，设立防务局，组织起了地方武装。为了解决财政窘迫问题，他们决定向百姓预征钱粮。一时间高平群众负担更重，怨声载道。中共高平特支顺时应势，决定发动群众，反抗预征钱粮，开展驱逐陈乃蓉、打倒劣绅刘干臣的群众运动，以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在袁致和的组织领导下，高平瓦窑头农民协会及寒假返乡的学生共一百多人，在县城瑞云观集会，宣布成立高平留潞学生联合会。大会通过了学生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袁致和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主席，并及时建立了各工作机构。大会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县开展驱逐陈乃蓉、打倒劣绅刘干臣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将起草的取消防务局、惩办刘干臣的呈文递交县政府，一方面以张贴标语和讲演的方式，控诉以刘干臣为首的一伙劣绅，伙同贪污县长陈乃蓉借名防匪，设立防务局，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十大罪状，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同贪污劣绅进行坚决的斗争。仅讲演听众多达数千人，在高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天晚上，高平县警察局以学生扰乱社会治安为借口，无理扣压了与县政府交涉的学生代表邵心斋、常世禄、巩祯庆、吕建章及进步绅士唐之恭、何桂堂等人，并电告山西省政府高平学生会组织学生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反对预征钱粮，要求准予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高平特支书记袁致和连夜赶到晋城，以高平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省城大中学生联合总会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发电报，要求省学联给予支援。省学联接电后，责问高平县政府扣压学生的理由，并要求立即放人。省党部也来电确认，“反对预征钱粮是省党部提出的，与高平学生无关”，要求立即放人。省学联还根据高平学生联合会的呈文，向省政府呈述了高平县长陈乃蓉勾结劣绅、中饱私囊的十大罪状，要求严厉查处。不久，省政府要求高平县呈报学生运动的详细情况，并要求释放被扣学生。陈乃蓉得知他镇压学生的行动得不到支持时，只好下令释放被扣学生。被扣学生认为，陈乃蓉说不清扣押理由决不应出去。这使陈大为难堪。后因寒假结束，省政府多次来电谴责陈乃蓉，并要求学生立即返校上课。在陈的再三劝解下，被扣学生才走出牢房。是年3月底，阎锡山被迫撤销了高平县长陈乃蓉的职务，劣绅刘干臣也被群众斗得威风扫地，预征钱粮规定也彻底被废除了。历时一个多月的驱陈倒刘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高平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四、晋城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国共合作的破裂

        晋城的国共合作，是与晋城党组织的建立相联系的，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推动了晋城党组织的建立，晋城党组织的建立又推动了晋城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6年10月1日至8日，全省第三届学生代表大会在太原举行，晋城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时逸之、常昆玉代表晋东南地区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要在斗争中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时逸之当选为山西省大中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省学联又任命时逸之为晋东南特派员。会议期间，他还参加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会议，讨论北伐形势和国民党的发展问题。时逸之回晋城后，召开了获泽中学全校学生大会，传达了省学联会议精神，并强调要发展新国民党员，壮大国民党左派力量。

　　1927年1月，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推动晋城的国民革命运动，决定晋城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共同组建中国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地执委作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跨党加入国民党，壮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从此，地执委开始了以建立国共合作为内容的统一战线工作。

　　早在1922年，在北京大学上学的苗培成（字郜宝，晋城苗匠村人，山西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牛星桥（后任获泽中学教师）和北京燕京大学上学的刘冠儒（泽州县高都人，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等就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开始在晋城活动，发展国民党员。地执委为了协调晋城国共两党关系，鉴于国共两党中央已公开合作，加上晋城一些国民党左派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与工人、学生运动中也采取过一致行动，两党合作有了一些基础，于是经过双方协商，决定成立晋城县国民党党部，地执委的领导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1月，晋城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早期共产党员陈立志、时逸之、孙思孝、陈荣先、王福裕等都参加了会议。当选的7名正式执委委员中，国民党方面3名，即：苗培成、刘冠儒、牛星桥，共产党方面4名，即：时逸之、孙思孝、陈荣先、王福裕，执行委员分别担任各部部长，地执委推举加入国民党最早、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获泽中学教师牛星桥为书记长。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阎锡山开始出现动摇不定。我党中央以大局为重，及时派李大钊做阎的工作，使山西的政治局势相对缓和，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也趋于公开状态。他们联合国民党左派，大刀阔斧开展工农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使党组织力量不断增强，党的影响不断深入人心。再加上县党部内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打着国民党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也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样，晋城国民党党部实际上是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在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农运动，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中，宣传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动员全体民众，行动起来，打倒军阀，迎接北伐军入晋，并发动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把其中表现好的又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使党的组织不断扩大。

　　1926年暑假期间，阳城籍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季纯和太原农大上学的共产党员范月亭，也回老家阳城县组建中国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他们根据太原地执委关于共产党员要利用回家渡假的机会，积极发展国民党员，组建县级国民党筹备机构的指示，在城内发展段亮臣等四五个在太原上学的学生成为国民党员，还将原来一些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召开会议，选举成立阳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县党部筹委会成立后，他们同国民党员一起学习由共产党员参加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党宣言、三民主义等，多次进行宣传演讲，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加强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之后，筹委会还在郭峪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小组，开展农运工作。

　　1927年1月，中共高平特别支部成立后，借助国共合作的良好势头，立即着手同高平国民党开展合作。他们首先决定特支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高平国民党整顿组织，建立中国国民党高平县党部。袁致和任县党部执行委员。接着，陵川、沁水也都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晋城的形成，使中共晋城地执委以国民党县党部领导职务的身份合法地领导了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而且把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吸收为国民党员，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同时，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既促进了晋城国民党县党部改造成一个民主的革命联盟的步伐，又为党组织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上级党组织的这些正确决策，从1925年至1926年间，在晋城一度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晋城县的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和斗争从未停止过。晋城国民党右派代表牛星桥，在其同学省党部执行委员苗培成、刘冠儒支持下，开始排挤国民党左派，制造反对共产党的舆论。

　　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导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奉系军阀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并于4月28日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此后，在太原也发生了“五五”事件。当太原市各界群众5月5日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召开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时，阎锡山派兵包围了国民师范，驱散了群众，逮捕了4名共产党员。6月，阎锡山就任蒋介石的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革命形势的逆转对晋城国共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民党右派牛星桥公然向共产党挑衅，攻击共产党利用工会、农会在社会上搞“赤化”，煽动向共产党夺权，提出了“举起我们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我们的右手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极力制造反共舆论，使晋城的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面对这一形势，刚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阎锡山已公开倒向蒋介石，实行反共政策，党必须采取措施保存革命力量。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必须执行先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制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的精神，决定在省城的共产党员尽快分散到农村去，发展党的组织，利用合法名义领导群众斗争。省委还决定各级党组织立即停止公开活动，在各地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

　　6月，鉴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山西日趋恶化的形势，山西省委派周玉麟到晋城检查指导工作。他向晋城地执委书记陈立志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决定执委立即停止公开活动，在社会上公开露面的共产党员要迅速隐蔽，要用合法手段开展群众运动，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发动群众斗争。之后，周玉麟还到高平，向高平特支书记李子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并给李子修等共产党员开了到武汉学习的介绍信。晋城地执委遵照周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精神，对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为新的革命斗争做了充分准备。接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汪精卫迅速右转。武汉国民党作出“分共”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此时，阎锡山也进一步抛弃了对山西国共两党采取“静观”的立场，开始投靠蒋介石，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在山西进行“清党”反共、大肆擒杀共产党人。他在报纸上公开点名通缉的72名共产党要犯中，有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陈立志、孙思孝、时逸之、袁致和等。国民党晋城县党部秉承省党部的旨意，计划抓捕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监控侦察他们的行踪。在晋城县当局的竭力支持下，反动警察包围了陈立志的秘密住处——城内十字街药铺。幸亏店老板急中生智，将其隐藏在药铺匾额后面，才幸免于难。在危急情况下，陈立志、孙思孝、陈荣先和王福裕等领导人先后被迫离乡出走，晋城党组织第一次遭到大破坏。接着，国民党高平县党部也开始搜捕共产党人，高平特支负责人李子修同共产党员邵心斋、袁效安、张森林及进步青年巩祯庆、赵士魁等人出走河南，到武汉寻找党的组织。留在高平坚持工作的特支负责人袁凤鸣，因他人告密，被高平国民党清党委员会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始终没暴露自己的身份和高平党组织的情况，只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当局由于找不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他于1928年被保释出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晋城地区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失败告终。

第四节　晋城党组织在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 

　　晋城的共产党组织从1926年4月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历时一年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晋城这个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活剧，掀起了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运动，在晋城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其经验仍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第一，晋城党组织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后，晋城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高潮，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成立的晋城获泽中学的青年学生为先导，逐步发展成为有工人、农民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实践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思想激进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革命的实践，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在1925年5月以后，晋城人民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斗争，为共产党组织在晋城的诞生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晋城党组织的成立成为五卅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五卅运动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从此，晋城开始有了党的活动。从1926年4月起，在获泽中学建立晋城地区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支部的基础上，根据省委的指示，又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也从最初的几个人，迅速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全省五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之一。

　　第二，晋城党组织是开展革命斗争的战斗司令部。晋城党组织一建立，立即投身于国民革命的洪流。按照上级指示实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县党部。晋城大部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使县党部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深入到学校、工厂、农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组成了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使晋城群众有组织地开展争取自由解放的罢工、罢课斗争和上街游行示威活动；县党部在发展国民党员的同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由于党组织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使晋城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群众把斗争的目标指向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冲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枷锁，使晋城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晋城党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注意自身的建设。党组织在创建之初，非常注重对积极分子考察，发展的新党员必须是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分子，绝不滥竽充数。他们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党的章程、路线、政策和各项决议，强调党的组织纪律，在提高党员素质方面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因此，共产党员在大革命运动中真正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但是，晋城党组织在大革命的后期，在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下，遭受挫折和损失，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其一， 这一时期的晋城党组织处于幼稚时期，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缺乏认识和经验，加之上级党组织缺乏对晋城党组织实行有力的指导，影响了晋城党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以致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把握不准。

　　其二，晋城党组织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建立组织不普遍。除晋城、高平建立有党的组织外，其余各县均未建立党的组织，形不成群众斗争的广泛性。

　　其三，党组织的领导骨干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知之甚少，工作上缺乏实际经验，在大革命后期暴露出不少缺点和失误。如将工人运动局限在大德针厂里，没有注意对煤矿工人的组织与发动。在农民运动方面，也只在一两个地方开展工作，而没有从总体上进行组织和发动。在国共合作过程中，晋城党组织没有去争夺国民党县党部的主要领导权，而是推举一个国民党右派当了县党部书记长。随着蒋介石反共立场的暴露，年幼的党组织一时缺乏对军阀阎锡山本质的认识，不免受到他的欺骗和利用，使原来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组织不适当地转入了公开活动时期。在阎锡山和国民党右派合力绞杀下，晋城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所难免地遭到了失败。

　　晋城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大革命形成的巨大声势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广大人民的觉悟，冲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枷锁，使农村面貌较过去焕然一新，成为晋城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反映了晋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这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晋城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右派和阎锡山的疯狂镇压下，并没有被打垮、被征服，而是毅然决然地带领晋城人民从血泊中站起来，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重新抖擞精神，踏上了战斗的新历程。

晋城市党史研究室